---------新校训之我见
(李璞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)
“格高志远,学贯中外”，这条新校训,告诫我们的大学生要力求“德才兼备”。
中国的儒家文化,向来有重德立志、内圣外王的优良传统。“德”是衡量一个人的第一要着,如«尚书·皋陶谟»云:“慎厥身修,兢兢业业”,孔子亦云:“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；仁者必有勇,勇者不必有仁。”(«论语·宪问») “德”首当其冲,倘无“德”,则其余皆不足观,只有“格物,致知,诚意,正心,修身”,方能“齐家,治国,平天下”(«礼记·大学»)。而这种挟策干时,经世济民的青云之志,正以德为基, 南宋思想家陆九渊在其《语录》中说：“人要有大志。常人汩没于声色富贵间，良心善性都蒙蔽了。”所谓“君子不恤年之将衰,而忧志之有倦” (魏·徐干«中论·修本»),因此,胸怀鸿鹄之志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,是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,担负着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(宋·张载«论语说»)的职责。王元化先生说得好:“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好的一面,是不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,还有一种对人生的忧患意识,它成为探索知识奥秘的一种动力,使人感到一种精神的升华。”(«清园论学集»)诚然,“格高”与“志远”,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
中华文明,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,作为华夏子孙,其"才"当植根其中。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:“一个国家，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、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,况中国历史悠久,文化深厚,已绵历四、五千年,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。”(«国史大纲»)否则,一味崇洋媚外,无异于一种变相的文化上的被征服。当然,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抱残守阙,故步自封的缺陷,一如鲁迅先生在«伪自由书·电的利弊»中所批评的那样:“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,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；外国用罗盘针航海,中国却用它看风水；外国用鸦片医病,中国却拿来当饭吃。”这就需要输入外来的新鲜血液。终于,有识之士在近代开眼看世界,梁启超在1898年草拟的« 京师大学堂(今北京大学)章程 »中说:“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，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。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，徒互相诟病，若水火不相入也。夫中学体也，西学用也，二者相需，缺一不可,体用不备，安能成才？且既不讲义理，绝无根抵，则徒慕西学，必无心得，只增习气。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，其弊皆于此。”这无疑是“学贯中外”的最好注脚。
“水落尚存秦代石,潮来不见汉时槎。遥知百国微茫外,未敢忘危负岁华。”(明·戚继光«过文登营»)秦汉盛世已离我们远去,在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, 让我们以新校训共勉 !